小时候总盼着过年，因为过年能穿新衣服，吃好吃的，最重要的就是能收到很多压岁钱。记得那是1984年的正月十六，也是我一年级第二学期报名的日子，个性独立的我没有让母亲陪同，自己一个人去了学校，兜里揣着一叠自己过年挣的压岁钱，最大面值五毛，最小面值一毛，整整四块七毛钱，这些钱对当时的我来说可是一笔“巨款”，交了报名费还剩下两毛钱，那就归我自由支配了。

这压岁钱也算得上是来之不易呀，是在我一次一次地走亲戚时，长辈们发给我的。从大年初一一直持续到大年初十乃至正月十五，只要出门去，差不多每天都会有少则一毛，多则两毛甚或五毛钱的压岁钱进账。

从正月初一起，我便开启了自己的压岁钱攒学费计划。一大早起来，穿上母亲为我准备的一身新衣服——黄绿的确良衫子套在黑棉袄外边，新做的蓝裤子、黑条绒系带棉鞋，放完鞭炮之后就迅速跑到二爸家里，先给奶奶磕头拜年。奶奶早早就起来坐在八仙桌旁等着了，满头银发，头上顶着一个蓝花白底的方帕子，目光深邃，皱纹堆积着慈祥的脸庞，一双尖尖小脚，裤腿还扎着裹腿布。见到奶奶后，我双膝跪地给奶奶磕头，嘴里说着“婆，我给您拜年了！新年好！”等祝福语。奶奶高兴地从大襟袄里面口袋掏出两毛钱给我，我开心地收下揣到兜里。然后又去给二爸二妈磕头拜年，又会有两毛钱的压岁钱进兜。吃着洋糖瓜子跑回家再给父亲母亲磕头，再收获两毛钱。正月初二是我最高兴的日子，这一天收到的压岁钱最多。因为每年初二，在城里银行工作的姑姑都会回老家看望奶奶。这个时候，我便很有眼色地给姑姑、姑父拜年，姑姑便会给我五毛钱的压岁钱，这是五张崭新的一毛钱，还是连号的，对于那个时代的压岁钱“行情”来说，这已经是最高的了。

“出门”是从正月初二开始的，收压岁钱也在同时进行着，每到一个亲戚家中，不论是姑姑、小姨、大姨家，或者是舅舅、干爸、姥姥家，每当吃完饭将要离开时，长辈们就会微笑着塞给我一毛或两毛的压岁钱，出于礼貌，我会象征性推辞两下，然后欣然收下。

有时候也会有意外收获。记得那天我去干爸家出门，吃过午饭，他便领着我去了他的一个亲戚家出门，大人们寒暄家常，孩子们疯狂玩耍。临返回时，这家我并不熟悉的长辈也会塞给我一毛钱的压岁钱，我照例推辞着，然后在干爸的劝说中收下，内心则是美滋滋的。压岁钱就这样在我一家一家地“出门”过程中一毛两毛地积攒起来，总数竟然高达四块七毛钱，这可是创了历年来新高度。

压岁钱（图片由渭南市临渭区融媒体中心提供）

随着生活水平和人们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，如今的压岁钱也水涨船高，在农村发压岁钱五十、一百都是寻常可见，城里人给孩子的压岁红包则更多，少则一百、两百，多则五百、八百甚至上千元。曾经听说，长辈发了五十元给亲戚家孩子，可孩子嫌不是红色的百元大钞不肯收，这就让压岁钱有点变味的意思。不论发多发少，长辈们发的是祝福，孩子们收获的是喜悦。家长们则是要教育引导孩子们正确面对压岁钱，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互送祝福和问候，增进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。

压岁钱本是过年长辈给孩子们的一个彩头、一种祝福。它蕴含着深厚的传统年俗文化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尊老爱幼美德的体现。孩子们磕头拜年送上的是祝福与尊敬，长辈们发压岁钱是爱护和希望。我们要弘扬和传承压岁钱这一传统年俗文化，更重要的是要让它健康发展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