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，周恩来给北京卫戍区的王金岭下了一个逮捕令：让他抓捕周恩寿，也就是周恩来的亲弟弟。周恩寿从此含冤入狱七年半，他的长子周秉钧揭开了事情的真相。

周恩来同胞兄弟三人，两个弟弟名叫周恩溥和周恩寿。周恩溥于1949年因病去世。周恩寿生于1909年4月8日。他出生后，因皮肤稍黑，家里人便顺口喊他“小黑子”算作乳名，取学名恩寿，字同宇，也叫过桐宇。周恩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，长期遭敌人通缉。他要求主要亲属改名回避免受牵连。建国后，周恩来又要求他的亲属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，以免受到特殊照顾。于是，周恩寿从1928年就一直以同宇二字为名。

周秉钧连夜住进西花厅

“文革”中的伯父周恩来，除了应对全国的混乱局面外，也必须面对自己家中的意外情况。1968年1月，我（周秉钧）在北京参加空军系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。开完会后，我准备次日就回部队。所以，当晚买了条中华烟回去看父母，到家却发现爸爸不在，15岁的小妹秉建说爸爸昨晚被人带走了。

我大吃一惊，家里没电话。赶紧跑到外面公用电话打电话给七妈（邓颖超）。七妈说：“这事我已经知道了，你现在马上来我这一趟！”我赶到西花厅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大冬天的，七妈正穿着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面的台阶上等我。不等我说话，七妈就开口了：“秉钧，你回答我，你对这事是什么态度？”

我说毛主席在1955年肃反的时候讲过：“这次肃反不同以往，可捕可不捕的不捕，可杀可不杀的不杀。”这次既然抓了，看来是非抓不行。但是我搞不清事实，没法进一步表态。七妈说“好吧”，转身和我一起进了客厅。又说了一句：“你知道我为何在此等你？就是要在你没进客厅、脑子来不及转圈的情况下问你，你这时说的才是真心话，你的态度是对的。”然后又告诉我：“你今晚就住我这，不用回去。”我说明天要回部队，行李都在家，而且刚才还没见到妈妈，我得和她谈谈。七妈说，“应该和你妈谈谈，但再晚也要回我这来”。我明白她的意思，在我爸被抓的情况下，我在家住，日后万一审查起来也说不清楚，住七妈这，就不会有人说什么了。

我又马上赶回家，向母亲详细了解情况。母亲说，昨天晚上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黄作珍亲自来家里带人的。我妈问怎么回事，黄说还要了解才能真正搞清楚，只是要她相信群众相信党，该上班上班，教育好孩子，此事暂时不能外传，就连对儿子也不能讲。还交待说，父亲的退休金照发。但我们家人不能动，每月会有人按时来取30元作为他的生活费用。

母亲还在我爸的抽屉中发现了500块钱。问我怎么办。我说要问七妈，然后给母亲留了200块钱，拿上行李，穿上大衣，就又去了西花厅。这时己经10点多了，伯伯也回来了。我对他说：“飞行员要忠诚老实，既然父亲出了问题，我就不能隐瞒，回去要向组织怎么说？”伯伯说，不要给你部门的基层组织说了，直接给吴司令（吴法宪）说吧。我又提到500块钱的事。伯父说，告诉你母亲，看看是不是新票子，号码是否连起来的。如果是，就不能动。

次日早上7点，伯父告诉我：“不要再找吴司令了，我昨晚见到他了，已经说了此事。你何时能向你们基层组织讲，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
七妈说：“这事要尽快让秉德（周秉钧的大姐，时在西安工作）知道。我马上写封信，你给小六（周秉钧的小妹周秉建，时年15岁，读中学）送去，让她马上去西安。”我拿信找到小妹。因为学校里不方便说话，就到了西单电报大楼大厅，将信给她，让她马上坐火车到西安去了。

随后，我也回到广东，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。只是听母亲说每个月都有一个叫王金岭的干部到家里来拿爸爸30元的退休金，或者一些换洗衣物。但父亲具体关在哪里，一直不知道。直到1975年夏天，父亲才被释放。整整关了七年半。

伯父亲自签署逮捕令

但是，对我父亲究竟为何被抓，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。直到1981年，有一次七妈把我父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了西花厅，专门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。七妈说：“你们伯伯到后来”，七妈说话不喜欢用极端的词语。“后来”也就是临终前的意思——“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：‘一切都拜托你了！’我想，党和国家的事情也不可能拜托我啊，只能是家里的事。而家里也只有同宇这件事最大了，我这两年专门调材料来看，才算明白怎么回事。”

原来，我父亲当年有几个比较投缘的朋友，其中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，此外还有两个老教授。四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，也难免有些牢骚，刘少奇一倒台，王家也要清查。红卫兵在王家抄家时发现一叠请柬，上面有我父亲和另外两个教授的名字。很快，除了我父亲，王光琦他们三个都被红卫兵抓了。但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其中一个教授自杀了，红卫兵一看死了人，不好办了，就将所谓的案卷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，江青看到有我父亲的名字，就批了一句：请总理阅。这等于是将了伯父一个军：你的亲弟弟，我看你怎么办！

伯父就此给主席写了报告。并提出两个建议：一、交给红卫兵办；二、先由卫戍区部队控制起来，再由组织查证。并说明“第二种为宜”。而主席的批示也很简单：请总理酌办。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伯父就亲自下令批捕了父亲。此事交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。但是，父亲被关押的地方是北京卫戍区一个营房腾出来的地方。所以，并没有像关在秦城监狱里面的人那样受到很大的摧残。

七妈也说：“幸亏是在北京卫戍区，”我父亲接着说：“否则就死无对证了。”七妈说：“文革中你伯父也是用这种方法保护了一批人。”到了1979年，我父亲得到平反。后来，我与当年主管我父亲的干部王金岭成了好朋友。他告诉我，你父亲不愧是总理的弟弟，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弟弟。因为那时经常有人过来审查他，就是想从他话中找漏洞。“抓一句话就能治总理一个罪名！”爸爸被捕的真正内情，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。那天，公安部长谢富治递给他一份文件，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逮捕令：立即逮捕周同宇。王金岭按照谢富治的指示找到傅崇碧，傅崇碧司令员态度明朗：“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，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‘聚餐会’，是特务括动！完全是无中生有，无限上纲嘛！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，她倒动作快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。”

“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，与其让红卫兵乱来，不如由卫戍区出面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。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，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想，把‘拘留’改为‘拘捕’。这是总理想得周到，拘留不能时间太长，而且不能搜查住所，拘捕当然就不同了。”

王金岭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：“第一，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，人抓起来后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，但你必须左右局面；第二，拘捕周同宇的事，只能你知我知，绝对保密！”

爸爸出狱后，他含着泪说：“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？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！多亏有你伯伯，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，这才闯过险滩，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！他们整我，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。所以，天大的压力，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。”

“文革”中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，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。因为他绝对不允许我们问他工作上的事情。所以，即便父亲被抓，我们谁也不在他面前提，更不敢说求情释放的话。而且，在那个年代，连国家主席都被抓了，总理的弟弟又算什么呢！